科技巨头，小国与科技外交的未来

 
两年前，经验丰富的丹麦外交官卡斯珀·克林格(Casper Klynge)在阿富汗等地具有危机管理背景，成为首位民族国家驻硅谷大使。他的工作是与美国的亚马逊，Facebook，谷歌和微软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进行交流，并将这些业务视为全球超级大国。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团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策，我们必须找出如何以一种可以进行战略性政治讨论的方式来渗透科技公司。我认为，这种危机管理方法或在混乱中找到解决方法，在进行此类工作时，背包里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Klynge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VentureBeat。
他的职位描述的一部分是相当古老的学校，例如与其他国家进行交谈并将重要信息传达给丹麦的决策者，但其他方面(例如与大型科技公司建立关系)则不太熟悉。克莱林(Klynge)说，他和他的副手穿着没有关系的休闲西装，只是与一位穿着短裤，人字拖和旧金属Metallica T恤的Google员工见面时形成的对比。 。
丹麦的目标是将大使置于“全球转型的中心”，以更好地了解技术对丹麦社会的影响以及如何为日趋数字化的世界做准备。该计划还旨在帮助丹麦代表就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从网络安全到恐怖主义，再到近年来科技平台破坏民主的方式。
克莱林(Klynge)最近与VentureBeat进行了交谈，讨论了“技术外交”这一不断发展的定义，为什么他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派遣大使到硅谷，以及小国如何团结起来才能承受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强大公司。
为简洁明了起见，对本采访进行了编辑。
VentureBeat：我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您的工作是将这些科技巨头视为超级大国。为什么?
Klynge：好的，是的。如果您问一个关于谁对我们的社会或我们个人有最大影响的修辞问题，我想今天，不管是谷歌，Facebook还是微软，还是像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嗯，实际上对我生活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比X国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因此，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也是新的数字现实，是围绕国际关系的新现实。我们试图做的是承认这一点，并试图影响正在发生的事情。
VentureBeat：我认为这也可以转化为新闻业，也可以转化为科技新闻业。作为经常报道政策的人，我赞成这样的想法，即如果这些公司积累的资金和影响力与民族国家相提并论，那么我们应该就此进行报道，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审查。但是，这对您的工作有何影响?我的意思是，像派遣一个民族国家一样对待企业是否还会带来除派遣大使以外的其他后果?
Klynge：好吧，我认为它的作用是重新调整了我们对公司的看法。因此，与记者或其他国家/地区交谈时听到的一件事是，大型跨国公司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我看来，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这些公司超越了一切，您知道，这是一个搜索引擎，但它也是一家自动驾驶汽车公司。您在许多不同级别上收集数据，以至于我认为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蜜月结束了。
我们再也不能将它们视为中立的平台，它们只是人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的中立提供者。我认为我们必须以更加成熟和负责任的方式对待他们，这也意味着我们不那么幼稚，我们更加平衡，也要求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我想，我知道我的角色和工作只是系统性工作的一种征兆，我们正在尝试这样做，以便对技术公司和技术本身有更平衡，更现实的看法。
VentureBeat：您已经这样做了两年左右，对吗?
Klynge：是​​的。
VentureBeat：自您开始这项工作以来，硅谷发生了什么变化?
克莱恩：啊，还不够，哈哈。但是开个玩笑，我认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基本上是由一些丑闻和讨论引起的。我们已经看到有可能干预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当然，我们还看到了诸如Cambridge Analytica之类的事情以及大量的个人数据泄露。我认为这样做很有用，因为它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改变了公众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也影响了大型科技公司的一些高管以及一些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人，因此“治理”或我认为，“管制”一词今天引起的恶心要比两年前少。我的意思是，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公司也必须承担责任。
而且我们不在需要的地方。让我非常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我可以告诉您从这份工作的头两年中获得的一些令人惊叹的经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有些乐观，因为我确实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将开始重新调整我们的外观在技​​术公司和科技公司，我认为这是有帮助的，但没有政府，来自像您这样的媒体，来自民间社会以及也许还有来自员工的外部压力，我认为我们不会赢得这场战斗。我认为外部压力最终将使公司和高管以更成熟的方式做事。
VentureBeat：您如何看待小国与大国应该如何对待技术外交?
Klynge：我认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有一些优势，然后又有一些挑战。我认为优势之一是我们的规模很小，因此，以一种过去没有其他国家做过的方式来尝试外交代表的做法可能会更容易，我认为我们正在为我们做的是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之一。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恐惧技术或不愿接受新技术，因为我们的人口具有超前的思维，但是在丹麦这样的小国中，外交政策问题的基本挑战或方法是必须建立联盟和联盟。您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多边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此所做的。
我们意识到，我们永远不会与大型科技公司抗衡，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地区，但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家/地区承担起这一责任。因此，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的团队正在做的事情的KPI-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加会议，并继续进行一些并非总是非常轻松的对话，以便我们以我认为的方式对待这一领域坚决是绝对必要的。
VentureBeat：您是否建议像丹麦那样，其他国家也应设立驻硅谷的大使?
Klynge：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我很孤独。这也是因为需要了解，这不在外交政策的边界上或有些奇怪。这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至关重要，无论是安全政策还是发展援助，还是我们的欧盟事务。技术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因此，我认为这是各国根据现实情况对待这一点的非常自然的一步。再说一次，我认为较小的国家或像我们这样的较小的经济体在数字时代实际上面临着更多的威胁，因此，我很自然地会看到更多的国家这样做。
VentureBeat：关于多边主义：您是否与较小的国家进行过会谈，以迫使技术巨头解决某些问题?
克莱恩：当然，我们当然有加入欧盟的优势。因此，其中一些事情正在欧洲联盟一级发生，但是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做的是建立全球联盟-因为欧洲很重要，但我们还需要了解韩国，日本，印度，加纳，这个世界的墨西哥人也将以更系统的方式审视问题。
欧洲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很重要，但是如果您看一下数字鸿沟，并且无法从数字时代中受益，那么您就有造成潜在冲突或移民的真正原因。因此，我们还需要从积极或良好的角度，以及在更多地关注挑战方面，对技术的发展有一个全局的看法。
VentureBeat：几周前，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提出了面部识别立法的建议，然后我在阅读Google全球事务高级副总裁肯特·沃克(Kent Walker)上个月在都柏林的演讲，并就智能监管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应该看起来像。您如何看待这种规模的科技公司公开发布其法规应如何看待?我想对于一个较小的国家来说，它看起来要比一个较大的国家看起来有所不同，更多的是推动而不是建议。
Klynge：是​​的，但是，首先要采取积极的一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今天，两家公司开始提出如何监管自己的建议。如果我们在两年前进行了这次对话，我认为您会遇到困难，例如公司自己采取措施尝试讨论如何规范AI或面部识别系统等的例子。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现在，无论是从橱窗装饰还是从技术角度进行装饰，我都认为陪审团尚无定论，而且我敢肯定这是以上所有因素的结合。我要说的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基本点，您知道，肯特·沃克(Kent Walker)或扎克伯格(Zuckerberg)倡导更多的监管是件好事，但是进行智能监管的基本要求是透明度。无论您是丹麦这样的小国，还是欧盟或美国政府，要进行监管都非常困难，除非您对技术或平台或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有一定了解。
因此，在我看来，下一个战役将是提高透明度，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开放算法，然后看看它们是如何构建的。我认为这不是必需的，但我们需要建立制衡与机制，以确保监管者，立法者或决策者能够充分了解系统的工作方式，从而以智能方式进行监管。老实说，我认为这是双赢的。我认为，更前瞻性地为我们提供足够的透明度以良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也符合公司的利益。我认为不良的监管不仅对国家或公民有害。对于最终在商业上可能不太成功的公司来说，这也不利。
VentureBeat：您认为这会重塑仅在民族国家之间进行外交的想法吗?
Klynge：我认为它将补充这一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无视传统外交而采取行动-首都之间仍然会有使馆-但是我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补充，它将以一种并非现在在那里。
VentureBeat：在哥本哈根TechBBQ会议之后，我最近写了一篇有关欧洲AI生态系统的文章，对此有很多意见。但是我想问你，关于欧洲AI生态系统如何赶上中国和美国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想法，您是否有任何想法?
Klynge：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的感觉是，当您观察欧洲以及AI和机器学习方面的情况时，这一点都还不错-您有很多超级有趣的初创公司，您有很多企业家和数据科学家在AI方面做得很棒。
我认为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或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有扩大这些公司的规模。因此，一旦它们变得有吸引力，它们通常就会被大型科技公司之一收购，无论是美国[或]欧洲公司，还是亚洲和中国公司。因此，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如何在欧洲创建一个AI环境，在此我们还可以扩展和构建下一代独角兽?我认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从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也很重要。
我认为，如果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然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您知道，其他人已经说过，我们正从创新时代过渡到在AI上实现的时代，当然，在这里访问这些系统的火箭燃料(即数据)将变得至关重要。不用说，在欧洲，我们采用了一种非常注重消费者保护的方法，对个人数据拥有很多权利，这种情况在美国不一定存在，在中国也不一定存在。所以我认为，从国际角度来看，我认为最大的问号是它将给中国带来竞争优势，因为他们基本上可以无限地访问数据，这有可能帮助他们构建更加先进，更加先进的AI系统。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将席卷整个市场。
我认为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从跨大西洋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因为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方法大不相同，所有这些推断都在于我认为是我们需要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紧密合作。
VentureBeat：您的团队在中国所做的工作与您在硅谷所做的工作有何不同?
Klynge：我认为相似之处在于我们与中国当局进行对话，并与中国公司进行对话。所以我要离开星期天，下次旅行去中国。因此，我们需要与当局对话。然后，我们会见了许多不同的公司-下周与腾讯会面，与区块链相关的几家公司，与卫生保健相关的几家公司等。不言而喻，我们还将研究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我认为重要的是，仅仅复制美国和欧洲发生的事情的日子，我认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如果不将中国视为创新中心，他们会很天真。当然，我在以前的旅行和访问中所看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确实有些事情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并且在本质上也要关注。您知道，社会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面部识别系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您不必比现在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放眼其他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它们当然也有可能被滥用用于控制和监视。
但是，即使我们不同意中国当局的意见，只要有耳朵和地面，这就是外交一直以来的目标。我们在许多设有大使馆的国家/地区与政府不同意。因此，我认为，以技术的眼光看待中国，可以通过良好，令人印象深刻，积极的方式揭示出很多东西，但也有我们应该从价值驱动或民主的角度来关注的东西。
VentureBeat：您是否认为，鉴于这些科技巨头中的大多数都位于美国，因此美国可以被视为寡头而不是民主国家?
Klynge：不，我不会说，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有些公司已经使自己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认为自己高于政府，高于我们现有系统的价值，我认为那度蜜月肯定结束了。因此，我认为，当我与公司讨论此事时，我认为在北美或欧洲的任何公司的使命宣言中，使命宣言的第一点应该是我们是民主或人权的，并且我认为责任制我们迫切需要这些公司提供更多服务。
我不认为他们有意破坏民主或与人权作斗争，但我认为他们的某些技术或平台参与了危害我们生活方式的事情，并且是他们的产物。因此，西方价值观也应负责捍卫各种价值观。